在监督系统中，不仅应提高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实效，还应挖掘本土资源，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下的包括司法解释在内的规范集中清理制度。

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在清朝大搞文字狱、禁锢天下士人思想之时，美国大陆会议接受了《独立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所有公民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内容提要：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关系中，党通过组织建设、民主集中制和党指挥枪等做法，为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提供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实现法治必备的前提条件。

①参见郝铁川：《法治随想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153页。所谓抓大，就是当一些党员的行为从道德范围内的错误演变为法律上的违法犯罪时，必定依法处置，特别是要依法管住关键少数(高级领导干部和各个单位的一把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党的决定是否反映人民的要求，一个重要的检验方式就是人民代表大会能否表决通过。1922年7月，党的二大讨论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第一部正式党章。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就是从削弱、取消党的领导开始的。各级党委政法委也要结合本地实际，及时研究制定分工实施办法，明确各项政策措施的进度安排。参见[美]D.布迪、C.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以下。

第一，它指的是一个非常短暂的历史阶段，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而没有设想它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首先发展起来的领域并不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也不是有着较高集体化程度的人民公社，恰恰相反，工业上的各种类型的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农业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推动当时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力量。参见尤陈俊：《厌讼幻象之下的健讼实相？重思明清中国的诉讼与社会》，《中外法学》2012年第4期。[49]《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8页。

而随着对西方法自身的批判，如西方的批判法学、法律与发展运动、法律与社会运动，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兴起，有时又把中国法的某些特征作为矫正当代西方法弊端的药方。因此，党是国家权力的原创力，而国家权力的运行依据宪法、法律，同时又受到党的监督。

有材料表明，审判所占的比例在联邦法院系统只有不足2%，在州法院系统比例可能多一些，但也到不了10%。[33] （二）历史：对皇权的约束 西方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一直是对中国法评价的主流，对中国的古代法如此，对现代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代中国法的批判更是如此。除了三大主流法系之外，达维德划分的法系还包括其他法律体系，主要是印度教法、伊斯兰法、远东法、非洲法，其中远东法主要包括中国法和日本法，它们都是混合法，即传统法与社会主义法或西方法的混合。在西方拥有话语权的领域，非西方国家要拥有话语权，往往首先要把自己的研究纳入到西方话语体系中，在这个体系中争得一席之地。

[43]韦伯以后的组织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进展是提出组织的二元结构，提出在组织的非正式结构中仍然会产生初级关系，如老上级与老下级之间，老同事之间的关系。而这一体制长期以来恰恰被西方主流媒体批判为专制主义、极权主义。中国文化革命期间党的领导人无法无天、不受约束，根本谈不上宪政。其原因，一是古代的士虽然在过渡时期起了重大的作用，但他们始终依附于君主，没有独立地位，与欧洲的第三等级有很大的差别。

[31]参见[美]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第18章，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就财政体制而言，中央政府给地方官员的俸禄有限，大量的还要有赖于地方财政，从地方搜刮，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良民不应该想到法，他应该按不主张权利又不打官司的方式生活。东方专制主义是美籍德国学者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时发明的一个特殊的词汇，认为东西方社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东方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与治水密不可分。

[21]See Victor H. Li, Reflection on the Current Drive toward Greater Legalization in China, 10 Georg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221-238(1980).同时可参见John H. Barton, James Lowell Gibbs, Jr.，Victor H. Li John Henry Merryman, Law in the Radically Different Cultures, West Publishing Co.，1983.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的比较法著作中，绝大多数都是以介绍西方法律体系为主要内容，该书可谓别树一帜，它所体现的是一种文化多元主义的倾向，其关注的重心恰恰是与西方法律文化迥然相异的法律，包括中国、非洲、阿拉伯、印度等的法律。即使商人交易有合同，按照定式合同签订，但是当事人也仅仅把合同看作是订货单，没人注意其他条款。关系性契约与习惯、内部规则、社会性交换、对于将来的期待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条环环相扣连锁，契约的履行和纠纷的处理都以保护这种长期性关系为原则。如果说在春秋战国时期礼与法的对峙还有意义，即公开化、实证化的刑是否破坏固有的周礼，到了汉代以后，引礼入法，礼法结合，法律儒家化已经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同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与法家的争论已经大不相同。这些关系既存在于公司或社团内部，在那里家族或家庭经济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它们存在于国家的正式制度之外，不受正式制度的约束，实际上公司的所有重要岗位都为家庭的主要成员所把持，从而形成了一个内部无摩擦、高效率的团队。另一方面，又必须使这种专政不得侵犯国家主人——人民的根本利益，受到宪政、法治根本目标的约束，没有法治，社会主义国家只可能在付出高昂的代价下维系一时，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

这里我不是想一般地否定法律与社会发展的模式，也不是想提出一种新模式，只是想证明，传统的比较法和法律与社会发展模式附加在中国法上的特征，即由于熟人关系法律不占主导地位，由于治水社会或大规模的社会工程形成专制、集权，绝不是中国所独有的，西方法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只把law翻译为法或刑是不全面的。

美国学者威格摩尔(J. H. Wigmore)曾经把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按照出现的时间顺序分为十六大法系，其中中国法系是继埃及法系、梅索不达米亚法系、希伯莱法系之后出现的第四大法系。但是，这种理论忽略了一点，熟人关系绝不是只有传统社会才具有的，即使是现代社会，在人们从自己的家乡、从熟人社会移居到城市、陌生人社会之后，在新的条件下还会建立新的熟人关系。

大量纠纷还是通过内部模式解决。把非常状态的处置纳入法治轨道固然是一个好办法，但是如果因此而不能对非常状态做出及时的回应，也是无能的表现。

黄宗智教授以地方诉讼档案作为主要的研究材料，基于对来自四川巴县、顺天府宝坻县、台湾淡水府-新竹县的清代三地诉讼档案的深入考察，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清代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和清代官方表述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秦统一之后，改封建为郡县，实施中央集权、分层管理的统治。[15]前引[14]，孟德斯鸠书，第3页。在权力结构体系中，将司法、行政、理财集于一体，因而无法导致理性的专业分工基础上的行政管理体制，在财政上也颇难形成依靠严密计算和理性管理以谋利为目的的经济制度。

由于法律专业人员的缺乏，基础薄弱，厌恶法律的心理，中国新建立的法律体系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明显的、实质性的结果。但是，从法院审理案件的实际情况看，以美国为例，尽管书本上的法律设计相当完备、合理，用韦伯的话是理性的，但是在民事和行政案件中真正通过审判的比例极小，大量的案件都是通过审前程序、简易程序、缺席判决、选择性纠纷解决机制或者撤诉、和解等方式解决。

[55]由身份所决定的不同社会群体的人区别对待的原则，在社会保障、税收和社会责任的广泛领域起着支配作用。但是，即使在这个方面，也不是众口一词，也有不同的声音。

因而，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靠什么机制创造了经济奇迹？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出的经典问题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只产生在欧洲，而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自己产生资本主义？他的结论是这和一种特殊的法律制度，即欧洲所特有的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把对这一模式的评价分为两个方面。

和解较之起诉更有价值，与其用法来解决争端，宁可用调解来消除争端。一、中国法地位的历史回顾 在比较法研究中，中国法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至于礼是否完全自发的，礼的产生是否完全不以立法者的意志为转移，所谓人们可以破坏、不遵守礼，但不可能创造礼，似乎表明礼的自发性，但是如何理解周公制礼？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礼仪，乘不同的车辆，穿不同的服饰，难道都是自发的吗？一些西方学者在把中国放到他们的宏大叙事中去的时候，不是从史实出发，而是从逻辑出发，不是从史实中发现逻辑，而是相反，削足适履，让史实满足逻辑的安排。当战争、动乱等造成的紧急情形发生时，元老院可以发布命令，执政官(有时也包括裁判官和护民官)宣告终止一切执法活动，法处于悬置和终止状态。

在主流的西方学术著作中，专政总是和非常时期、紧急状态和集权相联系的，而在正常状态下，则必须尊重宪政、法治和人权。马克斯·韦伯提出，中国的统治精英不是通过正式的法律或普遍的道德准则将其权威合法化，而是以家长的方式处理事务。

其次，所谓中国缺乏自然法观念、更高的法的观念是值得商榷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对西方有关中国法的观点以及法律和社会发展的模式提出了挑战。

许多研究已经注意到，这种对比可能是成问题的，在时间上错位，不能把传统中国法与现代西方法相比。作为权力组织形式，分权和集权、法治和专政都是必不可少的，问题在于不能把在非常状态下所运用的集权、专政的方法运用于正常状态，也不能把正常状态下所运用的分权、法治的方法套用到非常状态。